玄言诗的代表孙绰、许询并称“孙许”。南朝钟嵘《诗品·下》：“世称孙、许，弥善恬淡之词。”玄言诗曾经盛极一时，但多被淘汰。孙绰（314—371），字兴公，太原中都人。早年有隐居之志，曾作《遂初赋》以明志。初为著作佐郎，袭封长乐侯。后为征西将军庚亮参军、太学博士、尚书郎，迁散骑常侍，领著作郎。诗以佛教思想为指归，枯淡寡味，无形象感。今存《答许询》、《赠谢安》、《兰亭》等诗。少数诗篇比较清新淡泊，有一定真情实感。如《秋月》中“疏林积凉风，虚岫结凝霄。湛露洒庭林，密叶辞荣条。抚叶悲先落，攀松羡后凋。”颇流杨生动。孙绰赋亦著称于时。名作有《游天台山赋并序》。有“赤城浮起而建标，瀑布飞流而界道”之句，极清新流丽。据说孙绰作此文摄自负。“孙兴公作《天台山赋》成，以示友人范荣期，云：‘卿试掷地，当作金声。”（《晋书·孙绰传》）散文有《丞相王导碑》、《太宰郄鉴碑》、《太尉庚亮碑》、《司空庚冰碑》等。今有明人辑《孙廷尉集》传世。许询，字玄度，生卒不详。高阳（今属河北）人。儿时聪慧，人称神童，及长，风情简素，有才藻。曾召为司徒掾属，不就。曾与王羲之遍游会稽名山，参加过兰亭集会。五旨诗声誉颇大。筒文帝曾称其诗“玄度五言诗，可谓妙绝时人。”（《世说新语·文学篇·引》）今仅存《竹扇诗》一首及《白尘尾铭》等文。但许诗实际是以玄言哲理敷衍成篇，“淡乎寡味”，艺术成就不高。

尤其是东晋时代，更因玄学的盛行，玄佛结合起来，许多佛教徒都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玄理的领悟。佛教般若思想大约是两晋之际传入中国的一种思潮，选玄学家借佛学的概念、命题来阐发自己的思想，许多高僧也对玄学有深入研究。仅就《高僧传》中的僧人就有支遁、道安、僧肇、佛图澄等64位名僧都有极高的玄学水平。从中不难看出东晋南北朝玄佛合流的盛况。东晋时，玄学家精通佛教，在注老庄列中也运用佛教理论。南北朝道教也开始大量吸收老庄玄学理论和佛学构建神学。玄学衰落后被佛学所取代。这个诗派的出现，虽反映了魏晋玄学对文学的影响。后来东晋的文学作品 ^[2]  ，如《文选》等，都极力避开玄言诗。